｜史上最嚴封鎖的規模與起源
今次封鎖分兩階段實施。當局於今年1月8日首次大規模限制網絡，以應對席捲全國的抗議浪潮，並於1月23日短暫放寬管制。惟至2月28日，即美國與以色列首次對伊朗發動空襲當日，當局隨即重新實施全面封鎖，網絡連接量驟降至總容量的1%至2%，較封鎖前的90%至100%大幅萎縮。數字監察組織NetBlocks創辦人托科（Alp Toker）表示，今次封鎖「在現代互聯網連接歷史的追蹤記錄中，無論規模還是持續時間，均屬最嚴峻」，並指出即使以伊朗標準衡量，「亦屬極端措施」。
｜封網重創數字經濟與就業
封鎖帶來的經濟衝擊直接而深遠。戰爭已令逾百萬人失業，食品價格急漲，國家貨幣貶至歷史低位，封網更進一步加劇困境。德國馬堡菲利普斯大學（Philipps-Universität Marburg）中東經濟學家法爾扎內甘（Mohammad Reza Farzanegan）指出，約一千萬個職位與伊朗數字經濟直接或間接相關。他續稱，大規模限制網絡存取「損害生產力、削弱商業信心，並加劇貧富不均，因為只有更富裕或人脈更廣的用戶才能獲取可靠連接」。
封鎖前，伊朗企業廣泛依賴Telegram、Instagram及WhatsApp等應用程式聯絡客戶、宣傳產品及處理訂單，自由職業者及程式員亦透過這些渠道承接國內外工作。一名在德黑蘭從事軟件開發、現年25歲的人士表示，自最新管制實施以來，他已完全停工，因企業因封網而大規模裁員乃至停業。他指，大量科技和資訊科技行業的企業「正被逐步消滅，情況災難性」，並形容自己與原本致力改善本國科技水平的同僚，現在「毫無希望、徹底失業」。
｜日常生活全面受阻
封鎖的影響延伸至日常生活每個層面。多名伊朗人在訪談中表示，他們無法執行基本任務，例如通知家人自身所在位置、在求診後索取病歷，甚至無法更新汽車軟件。在美以兩國轟炸伊朗、德黑蘭亦向波斯灣沿岸發射炮彈之際，大批伊朗人無從獲取政府喉舌以外的新聞資訊。伊朗通訊部長哈希米（Sattar Hashemi）本月稍早告知伊朗官方媒體，網絡管制措施是對戰時形勢的回應，惟伊朗外交部則未回應置評要求。
｜政府推分層付費制度管控網絡
當局推出名為「Internet Pro」的分層管制制度，向特定用戶提供豁免部分管制的網絡服務，惟收費門檻令許多人難以負擔。申請者須上傳大量個人資料，並提供書面理由證明其需要更廣泛的網絡使用權。伊朗移動通訊公司（Mobile Communications Company of Iran）今年3月開始推廣俗稱「白色SIM卡」的相關服務，提供無過濾互聯網及國際IP地址，預付費用約220萬托曼，即按貨幣數據平台Xe的匯率換算約17美元；瀏覽被封鎖網站另收費，每GB約4萬托曼，折合約30美分。一名曾參與1月反政府抗議的加密貨幣交易員表示，他已別無選擇，須登記使用政府過濾網絡以維持業務運作，並稱知悉通訊受嚴密監控後，他已停止透過電信渠道批評政府。
｜Starlink成地下求生工具
部分伊朗人轉向非法途徑繞過封鎖。美國在當局鎮壓示威後，秘密向伊朗輸入數千個Starlink衛星終端，目前有數以萬計的伊朗人借此與國內外親友聯繫，並在政府防火牆及審查之外分享資訊。然而，在伊朗持有Starlink終端屬違法行為，當局已搜查民居及屋頂，以追查終端用戶，一旦被捕可面臨數年監禁。
｜數字威權主義的長遠代價
學者及人權組織警告，封網的影響將在戰後持續。米安集團（Miaan Group）數字權利與安全總監拉希迪（Amir Rashidi）表示：「我們正步入數字威權主義的新時代，即在伊朗，上網不再是一項權利，而是一種特權。」他指，政府向不同社會階層提供不同層級的網絡使用權，這一現象已說明問題所在。法爾扎內甘亦警告，網絡存取隨時可被切斷的國家，將成為投資和貿易的高風險環境。伊朗總統佩澤希基安（Masoud Pezeshkian）上週日就世界通訊日發文，讚揚通訊工作者在戰爭期間維持服務穩定，並表示民眾高質量和可持續的數字服務使用權是「伊朗人民和平、進步及體面生活的一部分」。當日，伊朗網絡封鎖已進入第十一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