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產業政策又有何啟示？
Jan 19
美台貿易協議（MOU）表面上是雙方經貿關係的深化，亦有人認為是「保護費」。
根據這份協議，雖然大部分商品的關稅設定在10%，但針對晶片、汽車零件等關鍵產業卻有特殊條款。特別是晶片產業，雖然在投資階段享有免稅，但進入生產階段後，若產量超過特定比例，超出部分將面臨高昂關稅。這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產量限制與利益回收機制，美國意圖通過這種「普遍徵收、例外豁免」的方式，將半導體產業的利潤最大程度地留在美國本土。
協議中提及的五千億投資承諾（包含由政府擔保的信託投資），更是引發了台灣社會的焦慮。美國商務部將此視為「頭盤」，暗示未來可能會有更多的索求。這種漫天開價的談判策略，與美國對待韓國等盟友的手法如出一轍。韓國財長曾以匯率穩定與投資外流的矛盾為由，成功爭取了談判空間，這或許是台灣可以借鏡的策略。此外，美國雖強勢要求晶片製造回流，但其本土缺乏後端的封裝測試產業鏈，導致晶片在美製造後仍需運回台灣封裝，這種「供應鏈斷層」不僅增加了成本，也暴露了美國「再工業化」的局限性。
然而，台灣面臨的最大危機或許並非來自外部的壓力，而是內部的結構性問題，即所謂的「台灣病」。長期以來，台灣過度依賴單一科技產業，導致資源磁吸效應嚴重，其他產業發展受限。更為關鍵的是，台灣金融業的長期封閉與低效率。為了維持物價與匯率的絕對穩定，台灣的金融體系缺乏競爭與流動性，導致在面對如五千億這類鉅額跨國投資需求時，本土金融機構無力承擔，最終可能只能依賴美國的金融資本，進一步加深對美的依賴。
台灣並非毫無籌碼。以航太產業為例，台灣生產的某些關鍵零部件（如雷達罩）是波音供應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，這使得美國在該領域不得不給予零關稅待遇。這證明了只要技術具有不可替代性，台灣仍有談判桌上的發言權。
此外，台灣亟需進行深度的金融改革，開放市場以提升資本運作效率，並重新盤點自身的隱形冠軍產業，才能在美台關係的不對等博弈中，爭取到更有利的生存空間，而非僅僅是被動地支付昂貴的「保護費」。
